2022年7月2日至4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第六届CCER夏季研讨会”在国发院承泽园顺利举办。会议在院长姚洋教授的致辞下开幕。本次会议共有四个平行会场，线上、线下同时召开。来自国内外高校的一百余名学者在线上和线下就微观与产业组织、宏观、金融、国际经济、劳动与健康、发展与政治、环境与公共政策、管理等经济学和管理学问题汇报和探讨了学术前沿研究。

主旨演讲

7月2日，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Dirk Krueger教授在线上进行了关于新冠疫情下的政府防控政策的主旨演讲。Krueger教授认为，从个体行为的角度来看，对于健康的考虑影响个体的经济行为，而个体经济行为的调整影响整体的健康分布，经济和健康水平和年龄与工作部门的异质性紧密相关；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有三种政策工具：（1）对经济进行封控，（2）通过税收提供转移支付，（3）配置不同人群的疫苗接种。Krueger教授在一个结合标准流行病学SIR模型和动态异质性主体宏观模型的框架下进行分析，强调新冠疫情对于消费行为具有差异性影响，认为从社会福利角度，老年人应当优先接种疫苗。但老年人优先的接种政策会导致人数占比更高的年轻人遭受持续的福利损失，经济封控政策的调节作用能够缩小年轻人优先和老年人优先的疫苗接种政策之间的差距。除了短期的经济和健康的权衡之外，Krueger教授也指出了在长期经济中，新冠疫情下的停学政策对于人力资本的负面作用。

7月4日，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丹尼尔·特雷弗勒 (Daniel Trefler)发表题为“回顾后者，向前创新：竞争级联理论”（looking backward，innovation forward：a theory of competitive cascades）的主旨演讲。Trefler教授讨论了贸易和创新的关系，由于质量处于中间水平的企业回顾质量比他们低级的企业，预料到后者将会创新使得质量升级加剧本层级的竞争，因此他们有激励创新逃离本层级。首先，Trefler教授展示了企业质量分级和嵌套CES需求下的理论模型，阐释了处于不同层级企业如何内生地选择创新投入。模型结果证明，更高层级的竞争减弱会促进企业创新，更低层级的竞争减弱则会阻碍企业创新，且这些效应在出口概率增加时更明显。Trefler教授用中国企业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并发现实证结果与模型预测一致。

专题研讨

宏观经济学分会场1中，（1）香港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董丁介绍了论文《动荡的商业周期》（Turbulent Business Cycles）。文章基于企业生产率在行业内排名的自相关性衡量动荡（Turbulent），发现动荡在经济衰退期加剧，并使劳动力和资本从高生产率企业重新配置至低生产率企业。作者通过构建一个有异质性企业和借贷限制的真实商业周期模型，使得动荡可以在模型中产生与数据相一致的影响，并分析不同政策带来的效果。（2）对外经贸大学的朱胜豪教授介绍了论文《论所得税的累进度》 (On the Progressivity of Income Taxation)，论文通过构建一个连续时间的Aiyagari模型，计算了最优累进度，发现累进所得税制会通过影响中低收入人群来影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对社会福利的进一步分解发现内生的财富分布是累进所得税制作用的重要渠道。（3）西南财经大学的彭涛副教授介绍了论文 “Macroeconomic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Case of China”，通过一个SIR-Macro模型研究第一轮新冠疫情（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9月28日）对健康和宏观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有利于减少新冠相关的医疗费用，封锁政策是导致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提前（或及时）实施封锁政策可以减少健康成本，并且不增加经济成本。此外，数字经济在缓解经济衰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宏观经济学分会场2中，（1）武汉大学的刘熙莹汇报题目为“Olig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作为一篇宏观理论研究，该研究拓展了Dixit和Stiglitz的理论模型，并创新性地提出产品更多元的市场中的竞争更为激烈。（2）上海财经大学的张婧屹汇报题目为“Credit Exclusion, Inflation and Optimal Monetary Policy”，指出持有更多现金的企业在通胀时会面临更多的经营困难，在资本回报上涨时则更少地倾向于扩张产出。

在宏观经济学分会场3中，（1）清华大学的王思卿介绍了一个在开放经济中财政政策通过资产泡沫发挥作用应对外部冲击的理论框架。资产泡沫可以在金融摩擦中提供流动性，提高投资的效率，但同时会通过价格变化放大经济波动。当海外利率冲击对经济周期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时，逆风政策调节利率，导致对资产泡沫的需求和资产价格的变化，从而作用于投资。（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刘庆助理教授认为社保政策的未来不确定性会降低社会福利，导致储蓄决策的扭曲，强调了家户的代际转移与政府的转移支付之间的替代关系，并且通过一个三期OLG定量模型，阐述了在人力资本具有正外部性的假设下，教育投资的提高如何影响储蓄行为和政府的转移支付，从而提高总体的社会福利。

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学分会场1中，（1）奥胡斯大学的张睿用本文识别公司级别的自动化机器进口行为，构建同时引入“质量”和“自动化”元素的模型，最后证实高收入国家的消费者更注重产品质量，其需求增长会引发企业自动化。（2）北京师范大学的戴觅汇报了实证研究发现，2018年我国大幅关税削减约有47%传导至进口汽车的价格，且传导率随着质量提高而上升。同时，高质量国产车的价格也有轻微下降，但中低端国产车不存在显著变化。测算福利后发现，更为富有的城市的消费者获益更多。（3）香港城市大学的张伟康汇报了对于全球产业链局部国家汇率变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上游供应方的本国货币升值和相对于下游买方的本国货币贬值都将刺激企业投资，且受到金融约束的企业会有更强的效应。（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访问学者马湘君使用中国跨国公司数据研究风险转移和利润转移行为，结果表明，跨国公司会通过风险转移行为，最终将利润转移至低利率国家，且无形资产比例较高的公司会有更强的效应。

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学分会场2中，（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李乐融老师首先汇报了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美国进口影响的研究；该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通过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和广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减少了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并且现有企业中普遍存在囤积效应（Stockpiling effect）促进出口进入。（2）香港科技大学的沙文彪汇报了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去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后果研究。利用美国在中国各地区的贸易渗透差异和贸易战发生的时间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公民的生活地区与美国贸易越多，贸易摩擦就会更大地降低他们对美国的信任，并对爱国情绪（Nationalistic Sentiment）有更大的积极影响。

在劳动与健康经济学分会场1中，（1）中央财经大学的张明昂汇报主题为“How Dose Matching Uncertainty Affect Marital Surplu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文章研究了取消强制婚前健康检查政策对个体婚后幸福感的影响，发现这一政策通过降低婚后子女的健康状况降低了个体的婚后主观幸福感。（2）上海财经大学的张熠汇报主题为“人口流动与最优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发现劳动力过度流动可能恶化要素资源配置，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

在劳动与健康经济学分会场2中，（1）中国农业大学的助理教授王迪汇报了关于高校的大类专业相关政策改革对高考考生专业选择的影响研究。研究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和2006-2011年录取学生高考成绩数据，发现相对于早定专业，学生更偏好于选择大类专业。（2）东北财经大学的讲师杨婉彧利用我国西南某县2006至2011年的门诊和住院数据，该研究发现减少门诊药物自付比例政策，可以使得病人更多使用门诊服务，同时住院和总体花销下降，其中健康水平低的患者花销降低更多。政策影响主要是通过病人更规律地看病、取药，和更了解如何管理慢性病实现的。

在劳动与健康经济学分会场3中，（1）香港中文大学的史册首先介绍了公共医疗保险对中国医药研发与发展的影响。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法并结合相关前沿计量方法，他发现大病医疗保险对中国药物R&D的推动效应主要集中在并非第一次在中国研发的仿制药上，没有推动创新药和第一次在中国研发的仿制药的研发。（2）北京大学的胡诗云发现，最低工资法案看起来维护了工人利益、缓和了劳资矛盾，而实际上却增加了工人抗议活动的频率。他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加入了长期累积动态乘子进行分析。该效应在东南沿海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密集地区比较常见。主要影响机制为企业成本上升导致裁员和欠薪，进而造成了工人福利的受损，从而引发抗议。（3）北京大学的李泓孛通过构建导致机器人在中国制造业得到快速应用的影响因素，对各个因素对中国机器人采用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机器人采用的利弊以及对制造业发展前景做出了判断。他发现，在城市整体范围内，农民工比例增速与机器人采用与创新呈现负相关关系。移民对于机器人采用与创新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非国有制造业部门。（4）香港中文大学的张抒梦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2009年H1N1大流行影响美国家户资产组合选择的动态效应。她发现，经历H1N1大流行会在长期中持续降低家户的风险资产持有量。该影响对于户主为女性、单身者的家户影响更大，对于收入波动越大的工作者和风险厌恶的个体影响更大。

在劳动与健康经济学分会场4中，（1）北京大学的胡佳胤汇报了题为“Is Working from Home Here to Stay? Evidence from Job Posting Data after the Covid-19 Shock”的论文。他们利用智联招聘的数据发现，疫情后更多公司招聘的岗位允许员工远程办公。（2）北京大学的刘雅玄汇报了题为“COVID-19 Pandemic and Labor Market Disparities Between Gender”的论文。他们利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疫情、复工与心理健康”调查数据，发现新冠疫情导致更多的女性失业，并转向家庭照料。（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刘潇汇报了题为“Inequality in COVID-19 Fatality Rates: Evidence from Wuhan, China”的论文。他们利用武汉某医院的独特数据，发现新冠疫情期间，经济状况好的病人死亡率更低，这一差异在 “新冠病人应收尽收”政策推行后消失。

发展与政治经济学分会场1中，（1）北京科技大学的胡枫汇报了题为“Connections and Scientific Grants”的论文。他们手工搜集了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专家数据，并综合其他三套行政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他们发现，与评审专家有关联，能够帮助申请人更多地申请到自然科学基金。（2）中山大学的葛尔奇汇报了题为“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Bureaucracy: Evidence from China”的论文。他们利用CGSS，CFPS等数据，发现反腐败运动对公务员的子女是否选择留在公共部门任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发展与政治经济学分会场2中，（1）纽约大学的李怡爽汇报了题为“Judicial Independence through Recent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的论文。他们综合利用裁判文书，上市公司等数据，发现省以下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改革，增大了非本地企业胜诉的概率。（2）北京大学的宗铸汇报了题为“Government Deleveraging and Corporate Distress”的论文。他们利用政府采购数据与上市公司数据，发现金融去杠杆政策导致和政府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应收账款增加。

环境与公共政策分会场1中，（1）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欣老师首先汇报了她的研究，该研究关注极端高温天气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指出，极端高温天气一方面会降低在位企业的生产率，另一方面也会导致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更容易退出。因此，总体来看，尽管极端高温天气将导致企业进入减少、退出增加，但在城市-部门-年份层面上并没有导致总生产率的降低。（2）中央财经大学的张明昂老师汇报了环境管理体系垂直化改革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垂直化管理能够显著提高空气质量，主要渠道为地方环保局提高环境执法力度和高污染企业进行更多的环保投资。（3）耶鲁大学的博士生石襄禺汇报了自己的研究，以“十一五”规划为例，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指出，环境规制对于部门的生产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环境规制通过去竞争效应降低了单个企业的绩效，但同时通过选择效应（提高高绩效企业的进入，降低高绩效企业的退出）影响了整个生产部门的构成。

环境与公共政策分会场2中，（1）中南财经政法的褚印教授进行了题为“Wind Power Expansion and Regional Allocative Efficiency among Fossil-fuel Electricity Generators”的报告。利用美国电力市场数据和双重差分法，褚老师指出风电大规模上网后会增加当地火电机组的运行成本。（2）香港大学的黄文迪博士作了题为“Green Public Procurement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 Policies: Spillover Effect”的报告，指出政府的绿色购买会导致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有益于环境效益的转型。（3）来自兰州大学的张振华老师进行了题为“Pollution Control Effect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Autumn and Winter”的报告，指出在我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的实施地区，空气质量指标有显著性的改善。

微观与产业组织分会场中，（1）香港大学的李菁做了题为“Does Common InstitutionalOwnership Mitigate Hold-up Problems Along The Supply Chain?”的汇报。该研究利用双重差分方法探究了共同机构所有权扩大与深化对供应链上下游合作创新的影响。（2）蒂尔堡大学的张晓玥介绍了研究“Misallocation under Heterogeneous Markups and Non-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该研究在HK（2009）框架下通过改变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重新评估资源错配导致的TFP损失。（3）苏州大学韩夏分享了题为“Disintermediation Risk and Complementor Innovation on Platform：An Empirical Look at Amazon.com”的研究。该研究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亚马逊出台的限制商家与消费者交流内容政策对店铺产品上新的影响。

金融与计量分会场中，（1）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志远助理教授分享的论文主要关注生产率的因果推断问题，提出了一种将生产函数的结构式与潜在结果模型相结合的估计方法。（2）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巴吞鲁日分校的周前坤教授的论文利用CCE的分析框架，构建了一种适用于多因素误差结构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方法。（3）中山大学的梁方助理教授主要讨论的是隔夜信息对期权定价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可以同时容纳标的资产隔夜和日内信息变化的期权价格估计模型，提高了标的资产预测价格的准确度。

管理学分会场中，（1）西南财经大学的成睿阳同学报告了自己的论文《Reporting to Shareholder or Responsible to Stakeholder: Multifaceted Effects of Mandatory Disclosure》，文章基于欧盟的数据用双重差分方法，探究财务报告披露对企业ESG投资的影响，包括是否影响企业投资意愿和企业的投资战略。（2）香港大学的黄文迪同学报告论文题目是《Measuring Firm Uniqueness From Digital Footprints》。文章基于大数据分析衡量firm uniqueness，发现企业的独特性对股价同步性有负面影响，但对企业价值和绩效均有积极的影响。（3）温州大学的敖翔同学报告的论文题目是《Entrepreneur authority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of family bus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ee identification》，关注企业家的权威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并将员工认同作为中介变量。

此次会议获得参会者的一致好评，大家对明年的会议表示了殷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