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8日至20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第三届夏季国际研讨会在山东烟台龙湖领导力中心顺利举办，会议在我院姚洋教授的致辞下开幕。本次会议共分三个分会场：微观经济学分会场1、微观经济学分会场2、宏观经济学分会场。会议参与人数92人，演讲嘉宾47人，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匹兹堡大学、宾州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达茅斯学院、北卡罗来纳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乔治敦大学、圣母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海外高校的教授、学者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名校教授和学者就网络、健康、医改、教育、房价、交通等问题介绍了最新的研究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姚洋院长致开幕辞

18号上午，环境经济学专场的主旨演讲嘉宾是来自哈佛大学的Richard B. Freeman教授，报告题目为Using bibliometric big data to analyze scientific performance, careers, and knowledge creation。文献题录大数据指的是一篇学术论文涵盖的所有信息以及将合作者、引用以及所属机构作为节点或边缘所形成的网络。在经济学的视角下，边缘或连接可以视作节点对激励做出的反应，节点可以视作在市场竞争或演变当中形成的组织。从知识生产的视角可以研究如何产生更多更好的学术论文以及寻找产生巨大影响的关键节点来指导政策进行更加有效的干预。Freeman教授接下来提出了中国的学术影响力超出你的想象这一观点。考察Scopus数据库中的所有文献，2016年中国（包括含有中国地址以及中国名字）对国际学术文章的贡献达到了23.33%。从引用的角度看与中国有关的论文占据了全世界论文被引量的19.46%。中国对世界论文的贡献快速上涨的同时，中国知网(CNKI)的论文数量上升更加快速。Freeman教授最后介绍了他与合作者完成的讨论学术生命周期、合作者的同质相吸、知识生产函数的几篇学术论文。

哈佛大学的Richard B. Freeman教授

贸易和企业投资专场，来自达特茅斯学院的Robert Staiger教授报告了他和合作者的文章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ulti-Party Tariff Negotiations。文章发展了一个国际关税谈判的模型来研究该国的设计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体制规则。作者将一个多个国家之间的多部门模型嵌入到双边关税协商的模型当中。利用1990年贸易流量和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谈判的乌拉圭回合的关税数据，研究估计了国家部门的生产率水平，部门水平的生产率差距，冰山贸易成本和国家对讨价还价的参数。随后作者进行了模型的数值模拟，发现最惠国待遇要求的放弃将导致低效的关税过度自由化，以及全球福利状况的恶化。

来自达特茅斯学院的Robert Staiger教授

18号下午，劳动力与教育专场，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Hanming Fang教授报告了他和合作者的文章”Growing Pains” in the Chinese Social Security System。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两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一是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金收益率相对较低，人口结构较年轻，法定贡献率很高（28%），然而从2014年开始社会保障基金出现赤字；另一个问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较低，退休年龄较早。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的预期寿命从71.4增长到74.83，然而50岁以上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从26.9%降低到25.25%。现存的文献将劳动参与率低归因于较早的退休年龄，然而作者认为，问题不在于劳动的供给方，而在于劳动的需求方。首先，年轻人的生产率增长越来越快：1.年轻人与老年人大学生占比的比值从2005年的6.6增长到2015年的9.6；2.与美国的47岁相比，工资最高点时的年龄更靠前，为32岁；3.工资最高时的年龄越来越靠前。然而工资压缩（比如公平工资假设）导致老年人的工资高于市场出清，因此对老年人的劳动需求低于出清量，导致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低。这个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全人口的抚养比很低，而系统内的抚养比很高。此外，老年人的高储蓄行为也是因为较长的退休时间。目前，为解决中国社会保障系统失衡的一个最突出的建议是延迟退休年龄。但根据作者的模型，给定政策参数，退休年龄是内生决定的。人力资本快速增长和工资压缩导致了实际的低退休年龄。若法定延迟退休年龄，因为缺乏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会导致社会福利下降。作者的模型可以看做其他解释社会保障不平衡（例如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等）的补充。

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Hanming Fang教授

理论与政治经济学专场，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资深讲席教授方博亮（Ivan Png）介绍了他的最新研究Automation and Worker Welfare: Field Evidence1 from Singapore Supermarket. 这篇论文关注技术进步对工人福利的影响。作者和新加坡最大的几家连锁超市展开了合作，收集了工人工资、工人在新技术和工资之间的偏好、工人的工作效率等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作者认为自动化设备使工人的工资降低了，但由于这些设备降低了工人的工作压力，最终的结果是工人的福利水平有所提升。在场的姚洋教授、Jimmy Chen等教授对这份研究有很大的兴趣，他们这篇文章的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和实证结果提出了很多问题和建议。最终这场讲座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国际宏观经济学专场，Michael B. Devereux与Changhua Yu的论文主要研究了在全球生产网络下财政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他们认为，在流动性陷阱的背景下，财政政策仍然是应对经济活动波动的有效工具。在开放经济体中，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可能与其国际溢出效应有关。现有文献强调了财政政策的巨大乘数和溢出效应，然而这些效应在理论的文献中仍然很小。考虑到国际生产网络，他们提出了一个与实证文献所得到的财政溢出效应大小相一致的理论解释。具体而言，该论文分两步进行。首先，作者基于Saki Bigio和Jennifer La'O（2016）建立了一个包含生产网络和金融摩擦的两国一般均衡模型，假设劳动力在国家之间不能自由流动。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一个对称的两国模型中，如果财政政策是对称的，那么生产网络不会影响乘数和溢出效应的大小。然而，在这个对称的模型中，当两国中只有一国的公共支出增加了，则国际生产网络对溢出效应和乘数大小产生影响。而且连接的节点越多，乘数效应越低。随着网络的连接，溢出效应首先增加，然后减少。与Daron Acemoglu和Vasco M. Carvalho以及Asuman Ozdaglar和Alireza Tahbaz Salehi（2012）的相反，该文发现了财政冲击对上游和下游的影响。由于各国之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该文中的财政冲击导致贸易条件的调整，促进了冲击的传导。

余淼杰教授与参会学者交流

19号上午，贸易与企业投资专场，来自Georgetown大学的Anna Maria Mayda报告了她与Rodney Ludema（Georgetown）、Miaojie Yu（北京大学）、Zhi Yu（上海财经大学）合作的文章：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ction in GVC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icro data。本文构建了一个两国（H国、F国）三部门（最终品、中间品、计价物）模型，假设H国向F国出口中间品，并从F国进口最终品。在这种设定下，H国需要决定最优关税水平，来最大化国内企业的效用。本文通过对27国关税和出口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如果最终品中来自H国的平均国内增加值（DVA）较高，则关税水平较低；（2）如果H国内进口竞争性部门的政治组织较为有力，则关税水平较高；（3）如果H国内出口中间品的部门游说能力较强，则关税水平较高，但当国内增加值（DVA）较高时，关税水平的增加值相对而言较低。

宏观与金融专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Peter Reinhard Hansen教授报告了与合作者的研究A Dynamic Model of Vaccine Compliance: How Media Undermined the Danish HPV Vaccine Program（Peter Reinhard Hanse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Matthias Schmidtblaicher,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自上市以来，丹麦HPV疫苗的接种率变化很大，特别是在一个具有争议的电视纪录片播出后，舆论上出现了HPV疫苗怀疑论，HPV疫苗的接种率急剧下降。为了研究疫苗预期接种率和实际接种率之间的差异，文章提出了一个动态模型，该模型能够有效检验影响疫苗接种率的事件。丹麦HPV疫苗怀疑论可以归因于媒体报道。特别地，2015年3月TV2播出的有关丹麦HPV疫苗的电视纪录片可以被认为是导致HPV疫苗怀疑论的主要因素。该纪录片引起了舆论关注，产生了大量关于HPV疫苗的新闻报道。媒体报道中的大部分推广未经证实的言论，声称HPV疫苗的危险性或者对预防癌症没有效果。文章提出的计量模型能够有效识别影响疫苗接种率的事件，并使用该模型检验丹麦HPV疫苗的接种率。文章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媒体报道显著影响疫苗接种率的变化。

与会学者交流

19号下午，公共财政与经济史专场，来自匹兹堡大学的Daniel Berkowitz教授报告了与合作者的研究：从县级政府网站改革看政府透明度和腐败。从1978年开始，中国政府逐渐公开政务信息。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省份都在官方网站上公开相关信息。2011年的中国县级政务公开试点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改革要求31个省级单位选出政府网站做得最好的2-4个县，并且这些网站都需要公布规定的信息，涉及政府政策、发展改革、教育、土地、失业率等等方面。这次改革大范围地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目前，有很多文献分析了乌干达、印度、巴西等国家的政府透明度变化对腐败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透明度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腐败程度（Renikka and Svensson, 2005; Peisakhin, 2012; Ferraz and Finan, 2011; Pan, 2017）。但没有文献从官员晋升的视角分析政府透明度影响腐败的机制。中国县级政务公开试点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分析此次特殊的改革如何影响中国政府的腐败和经济表现。通过建立官员晋升的模型，我们提出两个不能同时成立的假说。假说1，如果寻租起不到经济润滑剂的作用，那么若政府网站改革减少了寻租，则公共产品供给和人均GDP也会有所增加。假说2，如果寻租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润滑作用，那么政府网站公示改革对寻租、公共产品供给和人均GDP的影响方向无法确定了。因为如果改革提高了对寻租的监督，那么三者都会降低；如果改革提高了对公共产品的监督，那么三者都会提高。实证中的被解释变量是县级年度的腐败水平，用审计数据计算。以2012年为界，运用DID的方法，实证结果证明了假说1：首先，县级政务公开试点改革显著降低了腐败，当使用企业支出数据和土地数据计算腐败水平时，结果依然稳健；其次，改革增加了公共支出，尤其是教育支出；最后，人均GDP也同时增加。

经济增长专场，Joseph Kaboski教授报告的题目为The Natural Rate of Structure Change，这是其与Franciso Buera, Marti Mestieri及Daniel O’Connor共同合作的关于结构转型的论文。

该文假设代表性消费者具有CLM偏好、生产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投资四部门，并结合发展问题的最新洞见，将各部门生产的异质性问题、非位似偏好、分部门投资及贸易引入结构转型，提出了一个刻画经济体发展过程中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演进过程的理论模型。通过采用WIOD(1995-2014)和Groeningen Database等数据，作者证明该模型能很好拟合发达国家的转型过程。文章同时介绍了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并将美国TFP时间序列数据作为基准，定义了结构转型的“自然速率”。最后，通过引入消费和投资的扭曲，该模型进一步可用于诊断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20号上午，理论专长，香港中文大学Jimmy Chan教授与合作者Zhi Wang, Shunyi Zhao的论文关注了中国大学的录取机制（Chinese College Admission System）。不同于美国大学录取机制，中国各地区大学的学费水平接近，学生选校主要取决于学生的高考分数。但是同一所学校在各地区的高考分数线设定规则存在差异。这篇论文首先建立了多省份、多学校的学生录取模型，每一个学校划定在各省份的录取分数线，每一个学生可以挑选录取分数线低于其高考分数的学校。学校划定录取分数线的决策等价于各省份招生比例的决策，在模型中学校决定各省份招生比例，在学生质量和学校对于生源所在地偏好之间做权衡。模型的均衡结果为，使用学生质量和招生偏好对学生数量加权，学校在各省份所能招收学生的加权数量相同。考虑各省份方差相同、均值不同的学生质量正态分布模型，这篇论文的模型均衡结果可以解释2013-2016期间中国“211”学校在27个省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分布和录取学生数量分布。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学生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正相关关系。参会者讨论了模型对于中国其他类别高校录取结果的适用性，以及中国各地区教育投入差异的现状。

至此，会议圆满结束，国内外教授学者对本次夏季国际研讨会一致好评。

与会者们合影